2017年5月4日，83岁的黄若兰，让自己46岁的小儿子黎林喝下一碗蜂蜜水（母子均系化名）。五分钟后，儿子闭上眼睛，在母亲的怀抱中酣然入睡。

母亲黄若兰从怀里掏出一条长丝巾，慢慢围住他的脖子，一点一点地勒紧，同时，黄若兰把脸紧紧地贴在黎林的脸上，她肆意流淌的眼泪，也沾满了儿子头下的枕巾。

黎林没有任何挣扎，很快就陷入了永久地沉睡。

两天后，越秀区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将黄若兰逮捕。

2017年10月26日下午，越秀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：

判决书明确指出：“被告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”

法院的判决结果是：被告人黄若兰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

听完宣判，旁听席上的观众纷纷从唏嘘不已中回过神来，四下响起了一阵掌声，人们感慨着说老太太是个“好母亲”、“好人”。

杀人偿命，老太太年龄大了可以法外施恩，减轻刑罚，这并不违背法治精神。

但是，老太太毕竟犯了谋杀大罪，为什么还会得到群众高度评价，说她是“好人”？

再说了，古人云“虎毒不食子”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亲手害死自己的儿子，怎么说也愧对母亲这个神圣称号，群众为什么说她是“好母亲”？

黄若兰，1934年出生，18岁时到广州一家无线电厂上班。

20岁那年，黄若兰跟青梅竹马的小伙子、也在无线电厂上班的黎达相恋，走入婚姻殿堂。

1957年，他们的爱情结晶、大儿子黎明呱呱坠地，让这个家更加温馨，充满欢声笑语。

夫妻都是国营企业的职工，结婚之后又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两口子感情又那么好，这样的家庭确实幸福，让左邻右舍都非常羡慕。

1970年，黄若兰夫妇听人议论说国家以后要开展计划生育，就产生了要第二胎的想法。当时黄若兰已经36岁，过了最佳生育年龄，已经算是大龄产妇，对母婴都比较危险。黄若兰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考虑，如果这时候不生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

夫妻俩还是做出了决定，再要一个。

1971年5月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黎林降生了。

当年7月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》，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。因此，亲朋好友都为黄若兰夫妇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感到庆幸，说他们夫妻有福分。

孩子生下来体重9斤，白白胖胖的，看上去很健康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追求家财万贯，也不期盼孩子长大能光宗耀祖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孩子健健康康地长大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

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笑容写在了黄若兰夫妇的脸上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求的黄若兰夫妇，幸运之神却对他们冷冷地关上了大门。

黄若兰夫妇很快就发现，自己的儿子多少有些与众不同，跟儿子一起出生的宝宝一岁就会走路了，他们的宝贝这时候还不会站立。

到了一岁半，孩子还不会走路，夫妻俩着急了，就抱着孩子到医院就诊。

医生说，婴儿体质因人而异，走路有迟有早，两岁走路也不鲜见。可是直到孩子三岁，小家伙还不会独自走路，离开父母的搀扶就会摔跤。

不仅如此，小儿子嘴也非常“笨”，两岁了还不会喊爸爸妈妈。

这让黄若兰看在眼里、急在心上。

婆婆不明就里，一直嘟嘟哝哝，在亲朋好友面前指责儿媳妇对孩子照顾不周，黄若兰也非常苦恼，反复检讨自己，到底是哪里做错了。

丈夫对母亲的说法表示异议：你儿媳又不是第一胎，大儿子聪明健康，她又怎么能不会照顾孩子？这不是她的错。

来自丈夫的安慰丝毫不能减轻妻子的心理负担，黄若兰心急如焚。

亲友们都安慰他们说，孩子大了肯定会好些的，你们又不是近亲结婚，孩子怎么能有问题呢？

夫妻俩一想也是，也许随着时间推移，儿子的状况会有所改观。

又过了两年，这对善良的夫妻不得不再度面对失望，黎林一直到四岁半才能独立走路，但走一步摔一跤，摔得父母都心疼。

相比运动能力，小黎林的语言能力更差，依旧连爸爸妈妈都不能喊。

夫妻俩这才慌了神，开始到各大医院就诊。

有人说，这夫妻俩的心也太大了，早就该给孩子看看病。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，那个年代夫妻的科学育儿知识都比较贫乏，谁也不比谁强到哪里去。

到了医院不久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黎林的大脑发育不良，患有唐氏综合征。

唐氏综合征是由染色体异常而导致的疾病，有明显的智能落后、特殊面容、生长发育障碍和多发畸形。

其外部特征为：婴儿面部扁平，眼睛狭长，鼻梁较宽， 头颈后部扁平。智力迟钝，身体发育缓慢。

大家熟悉的舟舟就是一个唐氏儿，最近被普遍吐槽的某动画电影的面目造型，也被认为与唐氏儿特征很接近。

很多唐氏的婴儿可能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及其它器官的缺陷。男性唐氏的婴儿即便长大至青春期，也不会有生育能力。

唐氏综合症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手段，医院排查出来之后，通常会建议孕妇提前终止妊娠。

在七十年代，我国诊疗设备相对落后，不能在胎儿早期检查出来，类似的悲剧，无法避免。

了解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之后，夫妻俩心情无比沉重，但是他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到处求医问药。

而那些江湖医生和骗子，那就是抓住他们的心理，声称自己能治疗此病。所以，黄若兰夫妇花了很多冤枉钱，孩子的症状没有丝毫改善。

亲友们都劝说夫妻俩趁着自己年轻，再要一胎。可是黄若兰已经成为大龄产妇，如果再生孩子时有了意外，谁来照顾小黎林？即使能顺利生下孩子，黄若兰的精力也会分散，不能专心致志照顾小黎林。

为了不让小儿子受委屈，他们放弃了要三胎的打算。

患上唐氏综合征的孩子，不光是语言和行动障碍，而且智力低下，一般来说只有4岁孩子的智力，再也不会有丝毫进展。

更为可怕的是，这样的孩子生活往往很难自理，生存能力很差。

这意味着，一旦没有了离开父母的照顾，孩子想活下来都是问题。

对病情了解越多，夫妻的痛苦就越深，越爱孩子，对未来就越恐惧。

后来经过医生的点拨，黄若兰想开了。

医生说，全中国唐氏儿的发病率是四百分之一（现在是八百分之一），像你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，应该坦然接受现实，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才是正理。

黄若兰虽然谈不上是豁然开朗，至少也不再一味纠结，悲观失望，她想，既然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就应该在他有限的生命中，对孩子多点关爱，让他少受点委屈。

所以她开始用心做自己，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每分每秒。

为了避免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了，让儿子能独立生存下去，她在照料孩子的同时，同时注意开发儿子的智力，培养孩子的行动能力，锻炼他的体魄，想让他慢慢学会照顾自己。

她一下班就不顾劳累跟孩子先打招呼，哪怕孩子听不懂，做家务的时候，再忙她也会抽时间与儿子聊天。哪怕是在厂里受了委屈，心情不好，进家门之前也要抹去眼泪，给孩子一个笑脸。

黄若兰为什么不辞去工作，在家一心一意照料孩子？维持一个家庭需要足够的收入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哪一样不需要钱！

为了照顾好孩子，她专门花钱雇了一个保姆，在那个年代，只有干部家庭才请得起保姆。

她笑着对儿子说：“你享受的是地主家少爷的待遇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儿子似懂非懂地笑了，看到儿子的笑，黄若兰的疲惫也就烟消云散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黎林也在慢慢长大，虽然智力不增长，但是骨骼和肌肉发育没有停止，越来越胖。如此一来，照顾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体力，一般保姆拿不下这项艰苦的工作，一连换了几个保姆，都是没待多久便提出辞职。

无奈之下，黄若兰只好三番五次跟领导申请，在44岁那年，就办了退休手续。

一提到“退休”二字，黄若兰心里就一揪。之前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没想到自己也进入退休之列，一晃，人就老了。

人有旦夕祸福，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，谁也不敢保，自己能活到哪一天。

这样一想，危机感油然而生，她开始争分夺秒地“培训”孩子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每天24小时，除了做饭和睡觉，没有一秒钟不是在进行“早期教育”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黎林13岁生日那天，黄若兰给孩子买了蛋糕，儿子终于从嘴里挤出三个字：“我想吃。”

听到之后，黄若兰泪流满面。在她看来，这三个字分明是天籁之音。

不久后，黎林在搀扶下，又迈出了人生第一步。紧接着，儿子还会用手拿东西了。

这让长期生活在阴霾里的黄若兰，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转眼之间，黎林已经过了25个生日，成为一个大小伙子。跟他同龄的孩子都已经娶妻生子，而自己的孩子还是孑然一身。

这时候的黄若兰也已经年过花甲，走路喘气，腰酸背痛，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。

她知道自己注定不能陪孩子走到生命尽头，自己走后，肯定对他放心不下。

黄若兰决心给黎林找个人生伴侣，好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。

黄若兰是双职工，这些年省吃俭用也攒了一些钱。她开始到处奔走，央求自己的知己故交，同学亲友，甚至跑到婚介所，为小儿子找对象。

但是半年下来，还是没有结果。黄若兰终于明白，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。

听说父母都是捧着铁饭碗的城里人，动心的姑娘也有，但是当她们看到黎林的样子，气得扭头就走。有个姑娘甚至大骂媒人，说她没有长眼、故意坑人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只要不是残疾，谁愿意嫁这样一个男人？

黄若兰也知道，那些身体残疾的姑娘，往往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哪还能照顾“丈夫”？

黄若兰老家有个乡干部的女儿精神不正常，乡干部给男方找了个体面的工作，才将女儿嫁了出去。而黄若兰夫妇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，给儿子娶妻显然是南柯一梦。

在挫折面前，黄若兰终于清醒，她不再异想天开，终于放弃了为儿子娶妻的想法。

既然此路不通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，自己陪伴儿子，到生命的最后。

时间一久，她的心情更加沉重，旧日的担忧重新浮上心头。因为自己比儿子大了37岁，肯定要走在儿子前头，自己走了，儿子怎么办？

就在黄若兰忧心忡忡的时候，2003年，32岁的黎林一觉醒来突然神志不清，无法起床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身体状况和智力仿佛一下子倒退到了儿时。

众所周知，长期卧床的人，最怕的就是褥疮，一旦这样，就快到了生命终点。

避免褥疮的唯一办法，就是频繁翻身，每隔一个半小时就翻一次身，睡觉也不能间断。如此计算，每天黄若兰要给儿子翻身至少十几次。这对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来说，是多么的艰难。

当时已经进入21世纪，养老院被福利院遍地都是，只要有钱就能送去，黄若兰为什么不把儿子送到那里？
其实亲戚朋友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地劝说，希望黄若兰这样做，黄若兰也曾动过心，但是当她将儿子送到福利院门口的时候，却突然变了卦，她不忍心。

伺候病人是个良心营生，自己是母亲，当然会永远不厌其烦，儿子到了福利院，谁会像自己这般呵护他？他的每一个晚上，肯定都无法入睡，备受折磨。

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他留在身边。除了自己，别人谁都不可能有那个耐心，送他去福利院，恐怕不过多久就“交代”了。

黄若兰力排众议，又把孩子推到了家里。

有人问，黄若兰的丈夫不是可以帮助妻子吗？

丈夫罹患脑溢血，早已在十年前就撒手人寰，照料孩子的重任，全落在黄若兰孱弱的肩上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各种疾病也接踵而来，糖尿病、肺气肿、高血压，心动过速等毛病先后找上门。

在此情况下，她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。

不仅老眼昏花，走路看不清东西，还经常碰壁，而且双腿颤颤巍巍，胳膊也没有了力气，扫一下地都会累得气喘吁吁。

她好像听到了上天的呼唤，觉得自己已经去日无多。

在此情况下，那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再一次摆到面前：

我走了 ，他怎么办？

我走了 ，他怎么办？

由于肌肉慢慢萎缩，躺在床上的黎林整天都要痛苦呻吟，不停地喊“妈”。每一声都像刀子一样，扎在她的心上，刺激着她脆弱的神经。

更可怕的是，大概是因为疼痛难忍，儿子开始有意无意地“绝食”，喂饭也不知道张开嘴巴。

黄若兰见状彻底绝望，她的泪水都已经流干了。长此以往，儿子身体也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一想，她的手也变得无力，失手将碗落在了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

收拾碎片的时候，她又看到了茶几下方的一瓶药，那个念头如杂草般滋长，已经在她心里愈发坚定。

药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是一瓶安眠药，是自己过去以睡不着为借口，让医生给自己开下，一次次积攒下的。

她积攒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够有一天“幸福”地离开，结束一切苦难。

曾经无数次拿起药瓶，她却总是下不了决心，总觉得还可以再等等，再多尽一份心力，再让他多感受一些母爱。

这次她终于拿定了主意，再不这样，怕是来不及了。

当老太太倒出药片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

如果小儿子走了，自己也扛不住，也跟着走了，会不会连累到他人？会不会有人说是家庭成员为了争夺遗产而害了小儿子？

老太太冷静地写下一封遗书，大意是说：我儿子是唐氏病患者，现在病情恶化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而作为母亲我也百病缠身，油尽灯枯，生命到了尽头。所以我决定结束他的生命，与他人无关。

2017年5月9日深夜，老太太用颤抖的双手，将药片倒在了杯子里，放入开水。端起杯子正要喂给儿子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，药片会不会很苦，我儿能受得了吗？

她捏了一片放到嘴里，咀嚼了一下，发现并不太苦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在杯子里加了点蜂蜜，调和了一下。

老太太用小勺给儿子喂下去之后，儿子瞪大了眼睛，似乎在问:“妈妈，这是什么，我咋从没有喝过？”

老太太怕孩子不喝，于是安慰说：“这是仙药，喝了就能走路了。”

黎林似乎听懂了母亲的话，非常顺从地喝了下去。

大约五分钟之后，黎林闭上眼睛，鼾声如雷。

见儿子沉沉酣睡，老太太这才用手帕捂住他的嘴，然后颤巍巍地从床底下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长丝巾，在儿子脖子上绕了一圈，开始用力勒。直到儿子停止呼吸。

这时候的她，脸上已经分不出是汗是泪，这一勒，似乎用尽了她毕生的气力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太太在大儿子的陪伴下到派出所自首。

在陈述杀人动机的时候，老太太说了一句话，令参加审讯的人几乎泪奔：

我死了，小儿子咋办？谁能像我这样去照顾他？
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黄若兰还是被依法逮捕。

法律自是有其人性化的一面，要考虑犯罪情节。

当年7月，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，陈述了自己的意见：

“因爱杀子，和恶性暴力犯罪，有明显区别。”

“考虑到黄若兰的犯罪动机，和对社会不具备危害性，建议给黄若兰判处缓刑。”

街道上的160户街坊们也联名给法院写信，说老太太实是天下最好的母亲，希望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考虑。

10月26日，越秀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，被告人黄某某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

“被告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”但是考虑到被告有自首情节，认罪态度诚恳。且犯罪时年满75周岁（已经83岁了），同时得到被害人家属（其长子）谅解等情节，给予从宽处罚：

“虽触犯法律，构成犯罪，但其悲可悯，其情可宥”。